“领导”的骗吃骗喝与大使的轻车简从

　　男子岳某是某铁路局车辆段病退职工。为开拓业务节省交通费,岳某想到使用假证、假章,冒充铁路“部委领导”在火车上骗吃骗喝。在各次列车长的安排下,其与同行人员均享受软卧或硬卧待遇,并多次在餐车或包厢内用餐,从未付任何餐费。岳某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依法逮捕(12月5日《山西晚报》)。

　　正如网友所说，骗子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中国确实存在着领导的特权。领导享有特权和法外的利益，可以不受规则的约束，才有骗子假冒的可能，也才会让各列车长上当受骗。

　　特权在中国已长久盛行，并且不限于铁路一家。在各行业、各部门都普遍存在。有制度化的特权，还有非制度化的特权。30年前，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主要的弊端”之一，并且认为如果不坚决消除这一弊端，则“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制度化的和制度外的各种特权五花八门，随处可见，数之不尽。宁波机场“让领导先飞”；而当年新疆克拉玛依那场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旧闻仍然让人记忆犹新；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领导特供”，令人目不暇接。

　　特权的盛行造就了下属奴性的人格，对上级领导唯命是从，对自己的下属及群众颐指气使。面对“领导”，巴结都来之不及，哪里还有“质疑”的心思？因此，岳某能在长时间内，在各列车次行骗，而列车长均未发现，也就不足为奇。各色骗子能以不算高超的骗术假冒“领导”蒙蔽了各位“下属”，这与一些官员多年形成的对上级领导的谄媚和奴性习惯不无关系。

　　再看看几个月前在中国刮起一阵小旋风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其轻车简从的作风为什么能引来中国公众的喝采，实际上，答案不言自明。骆家辉自己排队买咖啡、自己拖行李赴任，公务出差乘坐经济舱等行为，一再成为公众眼球聚焦的目标。骆家辉的平民、朴素作风与国内一些大小官员的特权、奢靡作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怕其“部级”高官的身份在美国并不会招来骗子假冒其身份或其亲属的身份大吃大喝、享受特殊待遇的闹剧上演。当有些人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心态来看待骆家辉大使的“作秀”时，中国国内相当多的一些官员却以自己的特权行为在破坏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在离散着官民的关系。因此，如果有更多的外国高官能在中国如此“作秀”，能让这些官员们如坐针毡，改掉一些恶习，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毫不夸张地说，特权危害猛于虎。有“法兰西制宪之父”之称的西耶斯在《论特权》中以反问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特权的危害：“有人说过，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如果此话不错，那就得承认特权的发明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这点不是很明显吗?”在西耶斯看来，特权能将一个无比幸福的社会搞垮，此言不假。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笔者认为，领导干部享受特权就是腐败的表现，就是脱离群众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曾说：“一切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从刘少奇提出的“特殊待遇应该取消”，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然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反而是借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大发展之机进一步“发扬光大”，以至于形成了人们十分担心的制度化趋势，严重地影响着改革开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各种特权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着实令人不齿。

　　 岳某因涉嫌招摇撞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咎由自取。然而，抓走一个骗子容易，而要铲除滋生这类骗子的土壤却并非易事。只要特权仍然存在，产生特权的环境没有改变，那么，岳某冒充领导骗取特殊待遇的案例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